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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国古代人骨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何嘉宁
    人类学学报    2021, 40 (02): 165-180.   DOI: 10.16359/j.1000-3193/AAS.2021.0016
    摘要1323)   HTML376)    PDF(pc) (798KB)(929)    收藏

    近10年来,中国古代人骨遗存的体质人类学研究迅猛发展,研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已完全超越了上世纪以人种类型分析为主的情况。这些研究涉及到古代人群的演化、古代疾病与健康、文化习俗相关的骨骼异常、骨骼功能适应、古人口学等多个领域,并积累了一批重要的古代人群体质人类学数据。这些研究工作丰富了我们对东亚地区全新世人群演化历史的认识,体现了多学科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本文对我国近10年来全新世古代人骨材料的体质人类学研究进展进行了回顾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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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旧石器时代早期石制品分析方案
    Ignacio de la TORRE, Rafael MORA, 裴树文, 马东东
    人类学学报    2021, 40 (04): 547-567.   DOI: 10.16359/j.1000-3193/AAS.2021.0046
    摘要1044)   HTML989)    PDF(pc) (34101KB)(739)    收藏

    本文提出一种应用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石制品研究的分析方案。本方案以宏观分析方法为主,不包括同样重要的微观分析方法,主要应用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石制品的技术-类型学分析,不涉及特定地区和特殊石制品的讨论。在旧大陆旧石器时代早期石器研究中,鉴于学者们使用的技术学与类型学分析方案总体相似,我们认为在研究中使用标准化的分析方案会提高地区间石器面貌的可比性,并有助于理解旧石器时代早期旧大陆古人类的技术行为模式。从这个角度出发,本文将回顾旧石器时代早期石器研究的主要理论和方法,并提出分析视角和术语建议,希望有助于研究中对描述剥片类、废片类、锤击工具、拼合工具和传统石制品的测量与绘图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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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中国旧石器原料开发策略的研究进展
    申旭科, 李婷, 张东菊
    人类学学报    2023, 42 (02): 161-176.   DOI: 10.16359/j.1000-3193/AAS.2023.0014
    摘要888)   HTML464)    PDF(pc) (13606KB)(645)    收藏

    石料开发与获取是石器生产操作链的重要环节,也是史前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能够反映史前人类的资源开发策略、环境认知与适应能力、移动模式和交流贸易网络等。相比于旧大陆西侧,东亚地区的燧石和黑曜岩等优质石料产地相对稀缺,中国许多旧石器考古遗址的石器原料主要来自遗址周边质量欠佳的脉石英、石英岩和一般燧石等,而相关的旧石器时代石料开发策略系统研究也相对较少。本文对中国目前已开展的旧石器时代石料开发策略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分析和总结发现,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末段,中国境内史前人类的石料开发策略存在明显的时空变化,主要体现在石料类型组成、产地选取和开发方式三个方面,可能主要受到史前人类流动性变化、石器技术演变和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共同影响。综合而言,开展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石料开发策略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境内史前人类的行为模式和交流迁徙等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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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中国史前人类的头骨变形
    何嘉宁, 冉智宇
    人类学学报    2023, 42 (05): 575-589.   DOI: 10.16359/j.1000-3193/AAS.2023.0054
    摘要621)   HTML581)    PDF(pc) (13760KB)(537)    收藏

    头骨变形是一种具有广泛时空分布的古老文化习俗,可能与身份等级标记、美学、宗教等多方面有关,同时也是古代社会育婴行为的结果。中国史前人类的头骨变形线索最早见于旧石器时代,在新石器时代以后发展为普遍的文化习俗,存在额枕-环状变形和枕部变形两个本地起源的体系。额枕-环状变形发源于东北北部地区,具有强烈的外观展示性,所需技术复杂,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早出现的有意识头骨变形习俗之一,并可延续至历史时期;其起源可能与东北地区独特的资源地理环境以及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采集渔猎社会复杂性的发展,如性别分工、等级分化等存在关联。枕部变形的地理分布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其对外观改造较弱,技术相对简单,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末期普遍流行;最初出现可能与北方农业社会的育婴实践有关,并逐渐演变为文化习俗。枕部变形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开始衰落并在青铜时代以后基本消失,这一过程应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文化发展历程,尤其是中国新石器末期传统文化核心区衰落的史前文化格局重大变革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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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人类起源研究中的哲学问题
    倪喜军
    人类学学报    2023, 42 (06): 709-720.   DOI: 10.16359/j.1000-3193/AAS.2023.0072
    摘要576)   HTML146)    PDF(pc) (640KB)(670)    收藏

    人类起源问题是人类存在的终极问题之一,对其研究会触及很多哲学问题。本文以近年来古人类学和生物学研究中的进展为基础,简要概述了人类起源和演化的大历史,对人类存在的本质、人类存在的目的和意义、神创与演化、人类起源和演化的推动力、劳动的性质和作用、偶然性和必然性等方面的哲学问题进行了讨论。从灵长类起源开始算起,人类演化至少有5600万年的历史,如果从演化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猿分异算起,也有700~800万年的历史。人类作为一类生物有机体,作为人类主观世界的承载体,人类存在的本质一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甚至不可能有一个被大多数人认可的答案。从生物学角度来看,人类的存在本质上即是自然的存在,人类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自然的存在。人类不同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特征,即是人类在生物学意义上的本质特征。在人类起源研究中,应该从生物学各个分支学科的不同角度对人类存在的本质加以研究。哲学层面上人类存在的目的和意义,都不是科学问题,不存在科学研究上的检验标准。如果说人类的存在有目的和意义,那么这个目的和意义就是“存在”。虽然传统的神创论已经不再是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主要部分,但是以智能设计论为代表的思想,仍然在试图回答超自然力量和智慧事物是否发生和发生的原因。人类作为一种生物,其自身的起源与发展与其他生物并没有本质的差别,驱使人类演化的动力是内在的遗传因素与外在的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关于“劳动”在人类起源和演化过程中的作用,曾有过激烈的讨论。从现代古生物学、考古学、动物学、行为学、生态学等学科的实证出发,无法给“劳动”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我们可以认为,人类的劳动本身就是人类在生存和繁衍过程中表现出的一种行为状态。对偶然事件的积累加以记录,即得到量变的过程,当量变积累到可识别出秩序和层级的程度,就可以把这个变化定义为质变。人类演化过程中的质变,也是在无数偶然性变化积累到可定义的程度才出现的。自我意识和思维,不是人类所特有的。宇宙中复杂系统发展出可以思维的能力是物质发展的必然,但是具体以何种形式出现在哪种事物中,则受偶然因素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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