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骨变形是一种具有广泛时空分布的古老文化习俗，可能与身份等级标记、美学、宗教等多方面有关，同时也是古代社会育婴行为的结果。中国史前人类的头骨变形线索最早见于旧石器时代，在新石器时代以后发展为普遍的文化习俗，存在额枕-环状变形和枕部变形两个本地起源的体系。额枕-环状变形发源于东北北部地区，具有强烈的外观展示性，所需技术复杂，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早出现的有意识头骨变形习俗之一，并可延续至历史时期；其起源可能与东北地区独特的资源地理环境以及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采集渔猎社会复杂性的发展，如性别分工、等级分化等存在关联。枕部变形的地理分布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其对外观改造较弱，技术相对简单，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末期普遍流行；最初出现可能与北方农业社会的育婴实践有关，并逐渐演变为文化习俗。枕部变形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开始衰落并在青铜时代以后基本消失，这一过程应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文化发展历程，尤其是中国新石器末期传统文化核心区衰落的史前文化格局重大变革有关。

2017年7月对泥河湾盆地白洗沟遗址的抢救性发掘，清理面积约4 m²，出土石制品684件。¹⁴C测年显示，遗址距今约1.7万年。石制品以石片类数量最多，细石叶丰富，石核数量很少，另有少量无明显人工打制痕迹的搬入石块；石器少，仅有1件刮削器和2件锛状器，但经过精致修理且标准化程度高。对石制品的拼合研究及细石叶生产流程的分析显示，石片类产品形态、技术均展现出与细石核预制和修型的高度相关性；共发现19个拼合组；细石核技法属北方系或涌别系，技术稳定娴熟，多根据毛坯特点简化预制程序。综合泥河湾盆地发现的细石器遗存，以末次盛冰期的结束、全新世的到来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分别对应细石叶技术萌芽、流行与衰落三个阶段。从早期到晚期，文化遗存构成渐趋丰富，人类的群体流动性逐渐降低，社会组织性较高。

本文通过对甘肃杨上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石核与石片的原料、形态和类型的分析，探讨了石制品所体现的古人类的剥片技术及其特点，并从原料适应与文化传承的角度探讨了其技术策略产生的原因。杨上遗址石制品原料以脉石英为主，打片采用锤击法；包括普通石核和盘状石核两种剥片模式。由于脉石英原料易碎且破裂方式较难预判，导致剥片的掌控难度大，故而石核多呈现出台面选择的机会性与不确定性，缺少对于台面的修整以及剥片面的固定深入开发。在石片毛坯加工修整难度较大的情况下，古人可能更倾向于生产大量的石片，并从中选取形态角度合适的边刃直接使用。石核、石片的类型组合以及原料的构成比例从早到晚无明显变化，体现了陇西黄土高原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传承的稳定性。

2021年11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在河南汝州地区开展旧石器考古调查，新发现汝州温泉遗址，地层厚约3 m，发现石制品148件，分为石核、石片、石锤和石器。原料以石英岩、安山岩为主；石核以简单剥片石核为主，存在盘状石核；石片中以大、中型为主；石器类型包括手斧、薄刃斧、手镐、大型石刀、石球、刮削器、尖状器、钻器、砍砸器等。整体石制品面貌既有简单石核-石片石器工业的特点，又有手斧、薄刃斧等阿舍利石器工业常见器类，年代属晚更新世。温泉遗址的发现是北汝河流域存在阿舍利技术的证据，河南北汝河流域或将成为国内又一处阿舍利技术表现较为集中的区域，将为研究阿舍利技术在我国的出现和扩散等提供新的线索和区域视角。

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系统剥取石叶尖状器技术开始出现并见于欧亚大陆不同地区，这一现象被认为与MIS 3阶段现代人的扩张密切相关。黎凡特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的界定标准源自以色列内盖夫沙漠Boker Tachtit（波克·塔吉特）遗址两组连续叠压的石器工业，遗址下部的Emiran（埃米尔）石器工业以双向剥片石叶技术为特征，上部石器工业则以单向剥片石叶技术为标志。Boker Tachtit遗址一直缺乏较可靠的年代学基础，但新近放射性测年数据表明Emiran工业并存于黎凡特本土的莫斯特晚期石器工业，Emiran工业为外来的推测也由此得到了支持。由于Boker Tachtit与尼罗河谷地及南阿拉伯地区年代接近的石器工业技术特点相似，早期的Boker Tachtit人群很可能来自上述区域。Emiran工业在Boker Tachtit演变为单向剥片石叶工业的同时一直向欧洲中部及亚洲中北部地区扩张。与之类似，单向剥片石叶工业一面向黎凡特北部及巴尔干地区传播，一面在本地发展成为早期Ahamarian（艾玛尔）工业技术体系。因此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至少发生过两次人群扩散事件，第一次为来自尼罗河流域及阿拉伯半岛人群在迁徙至黎凡特后向欧洲中部与亚洲中北部地区的迅速扩张；第二次事件的发生年代略晚，表现为黎凡特南部人群向黎凡特北部及巴尔干地区的逐步扩散。

2014年夏季，我们对下川遗址的富益河圪梁地点北部进行了发掘，本文对其3号探方(QX2014-T3)的发掘成果进行了报道。T3的面积为6 m²，出土石制品1036件；其中，183件出自上文化层，853件出自下文化层。石制品原料主要为石英砂岩和黑色燧石，另外还有少量的玛瑙、硅质泥岩等。下文化层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等；其中，石器的类型包括重型石斧、研磨器、石锤和轻型刮削器、凹缺器、尖状器、锯齿状器、楔形析器、圆头刮削器、齿状器、琢背小刀，赤铁矿；打片和修理均采用为简单的锤击法；年代为40~30 kaBP。上文化层发现的石制品以细石叶产品为主，石核包括普通的多台面石核、锥形细石核、船形细石核，石片为普通石片和细石叶共存，石器包括刮削器、圆头刮削器等；年代晚于30 kaBP。

和龙大洞遗址位于吉林省和龙市崇善镇大洞村以北约500 m的图们江左岸第3级阶地，地理坐标43°5′20.4″N、128°57′20.9″E。该遗址发现于2007年，2010年发掘50 m²，出土石制品1253件、无人工痕迹砾石47件、动物骨骼3件。地层堆积包括7层，文化遗物出自第1、3、4、5层。石制品原料以黑曜岩为主，剥片以生产石叶和细石叶产品为主要技术特点，石器类型有雕刻器、端刮器、边刮器、两面尖状器等。其中，第4层石制品平面分布较为集中，应为原地埋藏，其中炭粒的¹⁴C测年数据为21350±120 BP（未校正），校正后年代处于MIS3阶段向MIS2阶段的过渡时期。

2021年3—5月，为配合天眉乐高速公路工程建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在沿线建设区域内开展了考古调勘工作，新发现旷野旧石器地点12处，分布于岷江II—IV级阶地及古青衣江II级阶地。调勘过程中采集石制品100件，多数采自地表，少数出自原生地层。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石片、断块、石器，主要为大、中型。原料种类多样，以石英砂岩、石英岩居多。石器毛坯以石片为主，类型有砍砸器、手斧、手镐、薄刃斧、重型刮削器、刮削器及凹缺器。剥片和石器修理均采用锤击法。采集石制品在整体面貌上接近南方主工业，但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同时包含阿舍利技术因素。综合遗物埋藏层位和石制品特征，初步推测新发现地点时代为中更新世偏晚阶段至晚更新世。

为了探索古豳地的历史文化渊源，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在泾河流域陕西段开展旧石器考古调查。2020年10月，在长武、礼泉、泾阳三县新发现15处地点，获得石制品298件。这些地点集中分布于泾河右岸第四级阶地上部，石制品原料以优质石英岩为主，来源主要产自河流阶地底部的砾石层，石制品表面普遍有一层黄土钙质结核层。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和刮削器等，文化面貌总体上属于中国北方地区石片石器工业。调查发现的向心剥片石核、加工精致的刮削器及对称性较高的盘状石核等，显示石器技术具有一定的进步性。石制品主要埋藏于马兰黄土层中MIS 3沉积阶段，对应末次冰期中气候相对湿润的阶段，初步推测早期人类在泾河中、下游生存活动的时代不晚于晚更新世。

考古发掘报告是遗址原始资料公布的主要形式，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以专著形式发表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相对较少，且随着从业人员的多样化，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体例和内容不一，部分报告缺失基本信息，不利于构建有效的学术交流平台。本文在回顾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发展历史的基础上，讨论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编写的基本框架。本文认为，在以遗址和人类行为为中心的研究视角下，遗址发掘报告需“由表及里”地报道遗址的基本信息。内容至少应包括遗址的地理位置，发现、发掘和研究历史，地质、地貌，发掘方法和流程，地层、年代和古环境，出土遗存（遗迹和遗物）情况等。作者希望本文可促进同行思考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的编写方式，以达成及时有效交流新考古发现所蕴含考古信息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