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面部的测量指标是生物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目前缺少中国人群齐全的头面部测量指标大数据的比较研究。本文根据近年来采集到的中国62个人群（53个民族）及外国人群的头面部指标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探讨中国人群之间头面部特征的差异与共性，分析中国人与外国人群头面部特征的不同之处。研究发现，中国人群头面部特征分为北方类型和南方类型，北方少数民族人面较高、耳较长、鼻较高、上唇皮肤部较高，南方少数民族面较低、耳较短、鼻较低、上唇皮肤部较低，汉族介于二者之间。与外国人群相比，中国人耳较长，鼻较狭，面较宽。中国人的头面部形态与尼格罗人种差距较大，相对接近于高加索人种。
本文对中国现代人群的两性身高差异分布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选用152处中国现代人群（含69处汉族人群和83处少数民族人群）的男、女性身高数据，计算两性身高差异指数，并对比该指数在南、北方汉族和少数民族人群间的分布差异，同时分析纬度、气候、体格大小与城乡环境因素对两性身高差异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男性的平均身高比女性高出约7.16%(4.72%~9.26%）；南、北方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两性身高差异程度相似，北方汉族和南方汉族两性身高差异程度相似，但北方少数民族的两性身高差异明显大于南方少数民族。此外，两性身高差异程度与纬度、气温年较差和年均风速呈低度线性正相关，与年均气温、年均降水量和年均相对湿度呈低度线性负相关，而与体格大小和城乡环境并无显著关联。这提示遗传和自然环境因素在中国现代人群两性身高差异的区域化演变中更趋主导性，而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程度相对较低。
本文对近年来测量的45254例（男19892例，女25362例）中国人的18项头面部测量数据，按地理分区进行统计与主成分分析，发现中国东北、华北人群男性耳较长，两眼外角距离较近、鼻较狭，头、面较宽；华南人群耳较短，眼、鼻较宽，头较狭，面较狭；东北、华北人群女性面较高，面较宽，两眼距离较大，耳较长；华南、西南人群女性面较低，面较狭，两眼距离较近，耳较短。对中国人群和外国人群头面部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发现中国人群男性、女性头面部特征都相对接近于高加索人种的波斯人、北美白人，与尼格罗人种的非裔美国人差距较大，与南亚人差距也较大；中国男性容貌耳长，眼内角间宽、鼻宽、头宽、形态面高值多小于尼格罗人种的4个人群，形态面高值多小于高加索人种的波斯人；中国女性鼻宽、口宽值小于非裔美国人，容貌面高、眼内角间宽、面宽多大于北美白人、伊朗人。中国地理分区人群头面部特征的共性与人群间长期的融合、具有相似的遗传结构有关，环境因素是其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
古DNA提取与测序技术的发展，让科学家们能够利用史前现代人样本直接开展古基因组研究。古基因组研究发现，在约4万年前，欧亚大陆上至少存在着6个独立的现代人群体，其中3个群体并未对现今人群贡献基因。在距今4万年至末次盛冰期结束，欧亚大陆至少有5个具有代表性的现代人群体。末次盛冰期结束后的部分现代人群体与现今人群拥有更近的遗传关系，而部分群体则未对现今人群贡献基因。本文基于末次盛冰期前(45~19 kaBP)与末次盛冰期后(19~10 kaBP)两个重要时间段的欧亚大陆史前现代人的基因组研究，梳理欧亚现代人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发展脉络，重点探究此前研究相对滞后的欧亚大陆东部地区。
本文对开封城东南部一处明代晚期御龙湾建筑遗址出土的人骨遗骸进行鉴定，将其中存在死前创伤的人骨标本(R2、R3、R5、R6、R11和R12)作为研究材料，对人骨上的砍、砸、切及灼烧痕迹作辨析。结果显示：1）R6浅埋于明文化层，仰身直肢，头部有多处砍痕，被砍原因不明；2）R3在淤积黏土层中，侧身屈肢，除头部以外身体其余部位完好无缺，头部两处砸痕可能是房屋倒塌、砖块或房梁砸击头部导致；3）容器(R2、R5、R12)和房屋(R11)中人骨的砍、砸、切痕等属于暴力砍砸并存在肢解痕迹，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图片显示容器中的人骨经过了低温加热。第三点中所述人骨在出土地点、骨骼部位出现情况、伤痕位置与类型或灼烧痕迹等方面，都符合同类相食的基本标准，从生物考古学角度印证了史料记载“人相食”的人类惨剧。御龙湾明代建筑遗址出土的部分死前创伤人骨，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有可能属于同类相食事件的人类骨骼标本，为深入了解古代人相食现象及明代的社会历史等问题提供了人类学资料。
足是人体的重要器官之一，其形态与年龄、性别、运动方式等因素有关，并可能受到文化习俗的影响。缠足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人为足部变形行为，会导致女性足骨出现严重畸形，缠足行为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很长时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古代女性的社会生活及地位等。目前关于缠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缠足的骨骼形态、病理特征、时代和地域差异、影响因素等方面。对缠足进行研究有利于了解古代社会的风俗习惯和女性社会地位的历史变迁。本文通过梳理和归纳相关文献的研究数据和结论，对缠足骨骼形态变化的研究进展和足部骨骼相关参数的测量方法等进行了简要概述，并对国内缠足研究作简要展望。
许家窑人类化石在1976-1979年发现于泥河湾盆地北部许家窑遗址（又名许家窑-侯家窑遗址）的74703地点。化石包括1件儿童左侧上颌骨、3颗游离臼齿、2块枕骨、1件上颌支残段和13块顶骨碎片，代表约16个个体，生存于中更新世晚期。对于许家窑人的演化地位，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持有不同观点，分别将其归入直立人、尼安德特人、早期智人或者未知人群。最新研究显示：许家窑人的牙齿、头盖骨和下颌骨的形态都具有原始与进步混合的特征；许家窑个体呈现有罕见的先天巨顶孔缺陷遗传疾病、暴力冲突产生的创伤愈合痕迹、因营养缺乏导致的牙齿釉质发育不良及适应潜水环境产生有耳圆枕结构；许家窑人的颅容量为1700 mL以上，其上颌骨内鼻底、颞骨内耳迷路和枕圆枕的形态类似尼安德特人，牙齿生长发育模式接近现代人。许家窑人特殊的形态特征，特别是低而宽的头盖部和巨大的颅容量，与许昌人头骨形态相近，二者可能代表中更新世晚期-晚更新世早期东亚境内生存的一种新型古老型人类——巨颅人，可能是欧洲先驱人或者尼安德特人的祖先向东亚扩散，与东亚直立人杂交的后代。
自1929年北京猿人（周口店直立人）第一件头盖骨化石出土以来，迄今周口店遗址5处地点出土了更新世时期的古人类化石，分别为第1地点、第4地点、第15地点、山顶洞和田园洞。基于化石的体质特征及其生存年代，周口店人类化石的演化地位分别被归入直立人、古老型智人（更新世中晚期“非直立人”古老型人类）和早期现代人三个演化阶段。周口店人类化石的发现史大致分为三个时间段：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规模发掘期、新中国成立后的恢复发掘和清理期以及二十一世纪新发现。尽管第一时间段发现的人类化石在战争中全部丢失，但聚焦周口店人类化石的研究从未间断，一些热点问题如：北京猿人是否属于隔离人群、是否为东亚现代人的祖先、山顶洞人是否具有蒙古人种特征，等等。在纪念北京猿人第一件头盖发现95周年之际，本文对周口店遗址人类化石的发现历史、标本保存状况、热点问题及其最新研究进展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以期为探讨东亚地区人类的演化提供参考资料。
四川资阳人遗址因人类头骨化石的发现而备受关注，但该遗址1951年出土的唯一一件有机质工具——骨锥却鲜被提及。该骨锥长度约为10 cm，距今超过7500年。本文利用体视显微镜、扫描电镜能谱和激光元素仪等技术手段，对这件骨锥的形态、原料选择、制作技术、使用与废弃过程及锥尖部的红色残留物进行了观察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骨锥的制作原料取自大型鹿类胫骨骨干；主要采用刮削技术制作而成，但刮削痕迹并不规整，推测制作者更侧重器型的规整和对称；锥尖部的磨圆、抛光和横向擦痕可能是穿孔过程中产生的，其工作对象主要应为兽皮等软性材料。值得注意的是，锥尖部还发现有赭石粉末残余，表明当时的人类已经掌握了利用赭石处理皮毛及缝制衣物的技术。资阳骨锥应是中国史前规范骨器中一器多用的典型例证，也是中国首次发现的沾染赭石的有机质工具。
大角鹿是我国北方中-晚更新世遗址中最常见动物化石之一，也是更新世期间我国北方动物群的代表性动物之一。除周口店地区之外，其他遗址出土的大角鹿化石都十分零碎，极少有完整的大角鹿鹿角发现。再加上对大角鹿不同年龄阶段鹿角的发育情况更是知之甚少，因此，以往仅凭鹿角形态所做的分类值得商榷。2018年，在河北省蔚县南柏山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1件几乎完整的大角鹿鹿角化石。鹿角很大，眉枝和主枝掌部都呈薄片状，掌部无指突；眉枝和主枝掌部的延展面基本一致，但不完全平行，主枝角干在基部有明显弯曲，但“S”形并不明显，总体特征与晚更新世河套大角鹿(Sinomegaceros ordosianus)的基本一致。该标本是迄今发现的最完整的河套大角鹿角化石。含该化石的地层成因尚不确定，初步的光释光测年结果是距今约11万年前，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
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系统剥取石叶尖状器技术开始出现并见于欧亚大陆不同地区，这一现象被认为与MIS 3阶段现代人的扩张密切相关。黎凡特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的界定标准源自以色列内盖夫沙漠Boker Tachtit（波克·塔吉特）遗址两组连续叠压的石器工业，遗址下部的Emiran（埃米尔）石器工业以双向剥片石叶技术为特征，上部石器工业则以单向剥片石叶技术为标志。Boker Tachtit遗址一直缺乏较可靠的年代学基础，但新近放射性测年数据表明Emiran工业并存于黎凡特本土的莫斯特晚期石器工业，Emiran工业为外来的推测也由此得到了支持。由于Boker Tachtit与尼罗河谷地及南阿拉伯地区年代接近的石器工业技术特点相似，早期的Boker Tachtit人群很可能来自上述区域。Emiran工业在Boker Tachtit演变为单向剥片石叶工业的同时一直向欧洲中部及亚洲中北部地区扩张。与之类似，单向剥片石叶工业一面向黎凡特北部及巴尔干地区传播，一面在本地发展成为早期Ahamarian（艾玛尔）工业技术体系。因此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至少发生过两次人群扩散事件，第一次为来自尼罗河流域及阿拉伯半岛人群在迁徙至黎凡特后向欧洲中部与亚洲中北部地区的迅速扩张；第二次事件的发生年代略晚，表现为黎凡特南部人群向黎凡特北部及巴尔干地区的逐步扩散。
扩散(dispersals)、殖民(colonisation)、移居(immigration)、人口同化(assimilation)或取代(replacement)是东亚旧石器考古的基本主题。其中的一些主题，可以在生物地理学的框架内进行研究，主要通过研究古人类对气候和环境变化的响应，来阐释古人类种属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变化及背后的原因。古人类(hominins)[尤其是智人(humans)]的行为受到技术、社会和认知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在研究扩散时，生物地理学模型也必须包含对这些因素的思考。对于智人在东亚扩散至雨林，跨越海洋到达离岸岛屿，甚至到达北极和青藏高原最高地区的研究来说，这些因素尤为重要。以上述思考为基础，本文提出了一个研究古人类和智人在东亚扩散的方法论框架，该框架以生物地理学框架为基础，同时结合了古人类适应性和行为变化的因素。
在打制石器中，软锤法能够更有效地控制石片形态，是古人类认知与技术水平提升的一个重要标志。传统认为，使用软锤法打下的石片具有打击泡散漫、台面处有唇等特征。随着针对性实验的开展，上述石片特征已经不再被认为仅是软锤剥片所致，而是打制过程中如打击角度、背缘角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石片特征区分软、硬锤存在很大争议。本文旨在梳理学术界对软锤法的认知过程和系统实验历史。根据国际上大量的实验可知，目前的实验以燧石、黑曜石为主要石料，根据石片特征区分软、硬锤尚存在很大争议，石片特征的产生可能受锤的质地、石料、打制者、打击角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不宜仅凭个别石片特征判断遗址中存在软锤剥片。在对具体考古材料的技术分析中，需综合考量整个石器打制过程中涉及到的多种因素，有必要建立一个汇集实验数据与遗址出土石片相关特征的数据库，为打制技术与技法分析提供更为丰富的对比材料。
石料开发与获取是石器生产操作链的重要环节，也是史前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能够反映史前人类的资源开发策略、环境认知与适应能力、移动模式和交流贸易网络等。相比于旧大陆西侧，东亚地区的燧石和黑曜岩等优质石料产地相对稀缺，中国许多旧石器考古遗址的石器原料主要来自遗址周边质量欠佳的脉石英、石英岩和一般燧石等，而相关的旧石器时代石料开发策略系统研究也相对较少。本文对中国目前已开展的旧石器时代石料开发策略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分析和总结发现，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末段，中国境内史前人类的石料开发策略存在明显的时空变化，主要体现在石料类型组成、产地选取和开发方式三个方面，可能主要受到史前人类流动性变化、石器技术演变和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共同影响。综合而言，开展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石料开发策略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境内史前人类的行为模式和交流迁徙等有重要意义。
小高遗址是山东地区近年来发现的一处全新世早期遗址，出土有大量的獐骨骼。本文主要从年龄结构、季节性特征及骨骼单元分布频率等角度对獐的骨骼进行研究。年龄结构的研究结果显示，人类的狩猎对象以7-24个月的青年和中年的个体为主；且越到晚期，未成年个体所占比例越高，这表明大多数獐是在接近或达到最大体重后成为人类的狩猎对象，且人类狩猎活动对獐的种群结构造成了一定影响。季节性研究结果显示，人类对獐的狩猎活动多发生在食物资源比较短缺的冬季及春季。骨骼单元分布频率和骨骼破裂程度研究表明，小高遗址可能还存在对骨髓的充分开发与利用。结合獐的生物学特征，我们认为，小高先民对獐的利用模式符合全新世早期动物资源广谱性和强化利用的特征，也表明人与动物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
本论文概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东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欧亚东部地区的石器工业，并基于“迁徙传播”和“接触传播”的角度就该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群的趋势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阐明，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40 kaBP cal以前），运用中国南方石器工业人群的向该地区北部区域的扩散；旧石器时代晚期前半段(40-28 kaBP cal)的地方人群形成和人群间的接触及技术传播；旧石器时代晚期后半段(28 kaBP cal以后)，运用细石叶工业人群的广泛迁徙和扩散及再扩散，人群间的接触。虽有西方或者北方运用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或早中段石器工业人群的数次进入痕迹，但表明每次进入时间短暂且进入地也是局部性的。可以说，从石器群的分析角度所看到的石器工业运用人群的趋势和从基因分析结果表明的东亚祖先人群的趋势大致吻合。
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的人类演化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先后发现或报道了田园洞、黄龙洞、智人洞、陆那洞、道县等晚更新世人类化石，以及澎湖、许昌、华龙洞、夏河、哈尔滨等中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这些化石丰富了中国古人类化石记录，为深入研究中国古人类演化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作为多学科参与的人类演化研究，除古人类化石发现与研究外，国内学者在与人类演化相关的旧石器考古、古人类遗址年代、古DNA、古蛋白等方面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取得了很多新的发现和认识，就中国古人类演化的一些学术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人类演化研究。本文以古人类化石发现与研究为核心，对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人类演化研究重要进展进行梳理并就一些学术问题进行讨论。
女性缠足是山西洪洞西冯堡墓地埋葬人群中一处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相关人骨遗存为研究山西地区明清时期的缠足习俗提供了珍贵的考古资料。本文主要对山西洪洞西冯堡清代墓地出土的93例女性人骨标本中与缠足行为关系较为密切的骨骼损伤和关节疾病现象进行统计与分析，以窥探缠足与未缠足女性的健康状况。统计结果显示： 1)在膝关节和足部骨关节上，缠足女性有更高的骨性关节炎发生率；2)在肘关节和左侧腕关节的患病程度上，缠足女性与未缠足女性群体基本相当；在右侧和双侧腕关节以及手部关节的患病等级上，缠足女性略大于未缠足女性；3)西冯堡墓地各椎段椎体周缘骨赘患病率上，缠足女性均高于未缠足女性，颈椎和腰椎是所有女性患病最严重的部位；4)两个群体的骨骼损伤和骨性关节炎的患病率和患病程度均未表现出显著差异，这可能是与下层平民家庭对女性经济价值追求的背景下缠足与未缠足女性均需承担体力劳动有关。
头骨变形是一种具有广泛时空分布的古老文化习俗，可能与身份等级标记、美学、宗教等多方面有关，同时也是古代社会育婴行为的结果。中国史前人类的头骨变形线索最早见于旧石器时代，在新石器时代以后发展为普遍的文化习俗，存在额枕-环状变形和枕部变形两个本地起源的体系。额枕-环状变形发源于东北北部地区，具有强烈的外观展示性，所需技术复杂，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早出现的有意识头骨变形习俗之一，并可延续至历史时期；其起源可能与东北地区独特的资源地理环境以及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采集渔猎社会复杂性的发展，如性别分工、等级分化等存在关联。枕部变形的地理分布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其对外观改造较弱，技术相对简单，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末期普遍流行；最初出现可能与北方农业社会的育婴实践有关，并逐渐演变为文化习俗。枕部变形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开始衰落并在青铜时代以后基本消失，这一过程应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文化发展历程，尤其是中国新石器末期传统文化核心区衰落的史前文化格局重大变革有关。
人类起源问题是人类存在的终极问题之一，对其研究会触及很多哲学问题。本文以近年来古人类学和生物学研究中的进展为基础，简要概述了人类起源和演化的大历史，对人类存在的本质、人类存在的目的和意义、神创与演化、人类起源和演化的推动力、劳动的性质和作用、偶然性和必然性等方面的哲学问题进行了讨论。从灵长类起源开始算起，人类演化至少有5600万年的历史，如果从演化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猿分异算起，也有700~800万年的历史。人类作为一类生物有机体，作为人类主观世界的承载体，人类存在的本质一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甚至不可能有一个被大多数人认可的答案。从生物学角度来看，人类的存在本质上即是自然的存在，人类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自然的存在。人类不同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特征，即是人类在生物学意义上的本质特征。在人类起源研究中，应该从生物学各个分支学科的不同角度对人类存在的本质加以研究。哲学层面上人类存在的目的和意义，都不是科学问题，不存在科学研究上的检验标准。如果说人类的存在有目的和意义，那么这个目的和意义就是“存在”。虽然传统的神创论已经不再是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主要部分，但是以智能设计论为代表的思想，仍然在试图回答超自然力量和智慧事物是否发生和发生的原因。人类作为一种生物，其自身的起源与发展与其他生物并没有本质的差别，驱使人类演化的动力是内在的遗传因素与外在的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关于“劳动”在人类起源和演化过程中的作用，曾有过激烈的讨论。从现代古生物学、考古学、动物学、行为学、生态学等学科的实证出发，无法给“劳动”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我们可以认为，人类的劳动本身就是人类在生存和繁衍过程中表现出的一种行为状态。对偶然事件的积累加以记录，即得到量变的过程，当量变积累到可识别出秩序和层级的程度，就可以把这个变化定义为质变。人类演化过程中的质变，也是在无数偶然性变化积累到可定义的程度才出现的。自我意识和思维，不是人类所特有的。宇宙中复杂系统发展出可以思维的能力是物质发展的必然，但是具体以何种形式出现在哪种事物中，则受偶然因素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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