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散(dispersals)、殖民(colonisation)、移居(immigration)、人口同化(assimilation)或取代(replacement)是东亚旧石器考古的基本主题。其中的一些主题，可以在生物地理学的框架内进行研究，主要通过研究古人类对气候和环境变化的响应，来阐释古人类种属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变化及背后的原因。古人类(hominins)[尤其是智人(humans)]的行为受到技术、社会和认知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在研究扩散时，生物地理学模型也必须包含对这些因素的思考。对于智人在东亚扩散至雨林，跨越海洋到达离岸岛屿，甚至到达北极和青藏高原最高地区的研究来说，这些因素尤为重要。以上述思考为基础，本文提出了一个研究古人类和智人在东亚扩散的方法论框架，该框架以生物地理学框架为基础，同时结合了古人类适应性和行为变化的因素。
牙齿磨耗是考古遗址出土的人类颌骨上常见的生理现象。目前国内外诸多学者对古代人群的牙齿磨耗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牙齿磨耗依形态可以分为扁平磨耗、倾斜式磨耗、圆角磨耗、勺形或杯形磨耗、沟槽式磨耗等宏观磨耗形态，以及分为条痕和凹坑的微观磨耗形态。影响牙齿磨耗的因素包括年龄、食物结构、食物加工技术、社会经济类型等；另外，个体行为方式、牙齿的咀嚼方式、咀嚼频率、上下颌咬合关系以及牙齿本身的发育状况等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牙齿磨耗。对牙齿磨耗的研究可应用于推断个体死亡年龄、探索古代人群饮食结构及社会经济模式、解释古代人群劳动行为和社会分工、重建儿童断奶模式与喂养方式，以及上下颌牙列咬合关系的功能复原等方面。国内对古代人群牙齿磨耗的研究成果丰硕，但同质性较明显，未来可在研究领域、研究思想与研究方法上加强创新，以求填补空白取得进一步的成果。
勒瓦娄哇技术是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代表性技术之一，其特点是通过预制石核来生产特定的石片产品。早年中国发现的勒瓦娄哇技术产品较少，所以对于此类技术的研究有限。本文重点介绍勒瓦娄哇技术的概念、产品及其剥片模式的具体特点，回顾目前在中国发现的勒瓦娄哇遗存，梳理相关技术特征和遗址内石器工业的技术面貌，对相关的研究材料做了补充，希望能对后续的考古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出现和扩散是人类演化史的关键性事件，备受国际学术界瞩目。“现代人”从与其姐妹种群共存到脱颖而出，成功扩散到了沙漠、热带雨林、高海拔山区等全球多样的生态环境之中，其“前所未有”的行为复杂化和适应能力被认为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基于非洲、西亚和欧洲考古学材料，国际学术界建立起对一系列复杂化行为表征的基础认识，并不断探讨如何从“行为现代性”革命最终稳定呈现“现代人行为”。尽管对于东亚地区“现代人行为”发展演化的研究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但近年来的新研究也不断揭示着其本身丰富的内涵和多样性。纵观“现代人行为”的发展过程，可见其伴随人类体质的发展得到放大和增强，但其本身又在整个人类演化史中以不断累进的方式发展，这种积累甚至一直持续到今天。
月家庄墓地位于陕西省洛川县月家庄村东南，该墓地共发掘363座战国中晚期墓葬，是目前陕西发现的、地理位置最北的、一处以秦文化为主的大型公共墓地。该墓地出土的141例颅骨表现为中颅、圆颅、高颅、阔面、狭额、中鼻、中眶等颅面特征。综合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发现月家庄居民与蒙古人种东亚类型最为接近，与近现代中国东北居民也最为相似；与青铜时代人群相比，月家庄居民与关中秦人亲缘关系最为接近。多元统计分析表明，战国时期秦晋人群存在一定的颅骨形态差异。月家庄居民的主体遗传因素应主要来源于战国中晚期自关中地区迁入的秦人。月家庄墓地出土人骨的颅骨形态、文化因素与文献记载共同支持战国中晚期秦国向新地“徙民”以稳固统治。
峙峪遗址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广义泥河湾盆地的西缘，最新的光释光和14C加速器质谱仪测年结果显示其文化层年代约为45 kaBP。本文系统观察研究了该遗址早年发掘出土的152件动物骨骼的表面痕迹及断裂状态等埋藏学特征，结果显示：1）这批动物遗存受自然营力改造程度低且保留有大量人工痕迹，因此古人类是造成峙峪遗址动物骨骼富集与改造的首要因素；2）峙峪遗址是一处临河的狩猎-屠宰场所，古人类在此对猎物进行了肢解分割及选择性搬运，充分开发利用了这些动物的营养组分；3）峙峪遗址存在一定数量的、被当作骨修饰器(bone retoucher)使用的动物肢骨碎片，但没有发现经过人工有意识打制修整的其他权宜类骨角工具；4）动物骨片上的刻划痕表明，该遗址的古人类存在一定程度的象征行为。
北沈家桥墓地坐落于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乃是分布于关中平原的一处战国时期的秦人墓地。研究表明：北沈家桥组具有以中颅型、高颅型与狭颅型相结合为主，呈偏阔面型，上颌中门齿多为铲形等特征；相较于亚洲蒙古人种各近代组，北沈家桥组与抚顺组等关系紧密，与蒙古组等较为疏远，应归属于东亚蒙古人种。与先秦早期古代组相较，北沈家桥组和仰韶合并组等“古中原类型”居民关系密切，与庙子沟组等“古华北类型”居民也相对相近；与青铜-早期铁器时代古代组对比，其与中小墓2组等殷商群体，以及湾李组、瓦窑沟组等秦、周人群体关系紧密。鉴于长时段内北沈家桥居民与黄河中下游居民在人种学上存在密切联系，尤其与殷商群体关系更为接近，结合文献考证等多学科证据，推测秦人或许为殷商群体的部族之一，进而印证了“东来说”。
东亚是直立人的关键生存演化区域，出土了一系列更新世直立人化石。然而，迄今我国发现的早期直立人化石稀少且保存较差，制约了对东亚直立人演化历史及其演化上的系统地位的探讨。湖北郧县学堂梁子遗址先后出土三件保存较完整的直立人头骨化石，对认识东亚直立人的演化、迁徙扩散以及环境适应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系统回顾了郧县人遗址的年代研究历史及结果，发现采样分辨率、测试精度和方法以及样品可靠性是造成年代争议的主要因素，但区域地层对比的不确定才是最关键原因。由此提出，精细地层对比，建立区域综合地层序列，开展多方法测年和交叉检验是解决郧县人化石年代问题的关键。汉江阶地发育历史及区域人类活动时限的综合对比分析可望为郧县人年代及其文化联系提供重要证据。
娅怀洞遗址位于广西隆安县乔建镇博浪村博浪屯的一座孤山上。是一处跨越旧、新石器时代的洞穴遗址，以旧石器时代文化堆积为主。2015~2018年，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进行了发掘，分为A、B、C、D四个发掘区，总揭露面积50 m2。发现旧石器时代墓葬、人类化石和用火遗迹，出土了数以万计的文化遗物及动植物遗存。本文报道的文化遗物主要是原生地层出土的（不含扰土层），包括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骨器、蚌器、陶器等，以打制石器为大宗。打制石器制品的原料多样，以石英砂岩、玻璃陨石为主。采用锤击法和砸击法剥片，石器的修理以锤击法为主。石核以单台面为主，存在修理台面。石器多用石片制作，以单面加工为主，修理简单。石器类型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凹缺器、锯齿刃器和石钻等，以刮削器为主，尺寸小，多在5 cm以下，总体上属于中国北方小石片石器工业传统。文化遗存可分为四期，年代在43000~4000 BP cal。娅怀洞遗址的发掘为了解广西地区晚更新世人类的体质特征及史前文化面貌、探讨华南及东南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技术演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本文针对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丰京西周大原村制陶遗址出土的 30 例保存相对完整的人骨，运用裸眼与 Dino-Lite 显微镜观察相结合的方式，记录其古病理指征。结果表明，该遗址多数个体存在筛状眶，部分伴有颅外多孔现象，暗示该人群营养状况不良且生活环境恶劣；较高的肋骨骨膜炎和上颌窦炎患病率可能源于环境污染所致的呼吸系统感染。该人群跖骨跪踞面出现率较高，跖趾关节使用频繁。骨关节炎多发于脊柱关节、踝关节、肩关节和髋关节，体现出遗址居民关节劳动负荷较大。掌骨异常弯曲，指骨和肢骨上可见肌肉骨骼应力标志(MSM)的骨性证据，此类特殊骨性改变显示这些个体曾从事关节运动重复率高且需大量运用手部肌肉组织的工作。这些疾病特征与制陶职业紧密相关。
山西下川遗址作为中国北方地区典型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确认包含简单石核-石片技术及细石叶技术两大技术类型。现通过全面考察下川遗址水井背地点石核-石片技术所见石核的各项技术特征，归纳得出台面导向和剥片面导向两大剥片组织策略，并指出该地点内旧石器晚期中段的石核-石片技术以更为进步的剥片面导向组织策略为主。进而推知下川遗址石核-石片技术在旧石器晚期早段至中段的发展存在连续性与进步性，推测其中的进步性受到晚期中段共存的细石叶技术影响。两大石器技术类型发展的背后，实际反映了中国北方地区晚更新世晚期现代人迁徙与流动的空间广阔性及过程复杂性。
长期以来，学者们大多将考古遗址出土骨骼表面的牙齿痕迹归因于食肉动物或者啮齿动物的啃咬行为。然而，人类在咀嚼和啃食骨骼及其附着营养物质的过程中,在其表面也会产生的改造痕迹。本文是国内学者对人类齿痕进行实验研究的首次尝试。实验结果显示，由于烹饪方式的不同，动物骨骼上人类齿痕的大小、形态、分布范围、深度等都有可能产生差异。将本次实验所得数据与西方学者研究结果对比后发现，虽然人类与食肉类动物造成的齿痕在形态上存在较大程度的相似性，但在合理排除食肉类动物是遗址中骨骼富集与改造营力的前提之下，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分析典型人类齿痕组合在考古遗址中的出现情况，对古人类动物资源利用的能力与方式、烹饪技术乃至探讨古人类的食人风俗等提供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
西安市莲湖区三民村一带原属唐长安城西北近郊，为唐代宫人埋葬之地，称作“宫人斜”。唐长安城作为隋唐时期的国都，人口众多，其中宫人是后宫中人数最多的特殊女性群体。本文参照《人体测量手册》所列方法对西安三民村唐代宫人墓地出土人骨进行颅面形态分析。结果表明，三民村墓地女性颅骨各项特征分布较为集中，与唐代北方女性居民整体颅面形态特征相似，仅在额部、上面部存在差异。结合墓志和文献资料，研究认为初唐乃至整个唐代，宫人应主要来源于北方地区。同时，在选拔宫人时应存在一定的标准和审美偏好，额部更宽、上面部更狭窄的女性可能有一定的被选优势，与初唐时期的社会审美相符。
河西走廊在现代人扩散北方路线的讨论中具有重要作用，然而长期以来这一区域少有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鉴于此，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开展了河西走廊地区的旧石器考古调查工作，新发现旧石器地点二十余处。其中，新发现的南营水库遗址具有较好的地层信息，采集石制品丰富，故而本文主要报道该地点的地层、年代和石制品。遗址发现石制品530件，原料以脉石英和石英岩为主，类型包括石核、石片、断块和工具。剥片和修理均采用硬锤锤击法。据初步14C和光释光年代测定，该遗址年代为距今约90~80 kaBP。调查工作显示河西走廊埋藏有丰富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后续的调查和研究将为探讨河西走廊地区古人类的技术特点和生存适应方式提供丰富素材。
穿孔石器广泛发现于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史前遗址中，通常和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等遗物共存，是该地区史前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各遗址发现的穿孔石器数量少，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对其深入研究的可能性，以致学界在关于其功能和用途方面存在多种不同看法。近年来，在广西娅怀洞遗址发现数量较多的穿孔石器，不仅年代早至距今约2.5万年，而且形制多样，并保留有明显的使用痕迹。本研究综合分析了广西隆安娅怀洞遗址穿孔石器的形态特征、制作技术和使用痕迹，并结合遗址背景初步揭示了它们功能的多样性。研究推测穿孔石器可能作为制绳、取火和掘土工具使用，同时可能兼作石锤、石砧和研磨器等工具。穿孔石器功能和用途的多样性不仅体现了史前先民对工具的创新使用，也反映了他们适应环境的智慧与生存策略。
本文详细论述了人类牙釉质同位素研究涉及的重要理论方法问题。首先，梳理了人类牙釉质的生长发育机制、主要化学组成及抵抗成岩作用的优越性。其次，回顾和评述了牙釉质多同位素方法对于人类生活史、居住史及健康史三大科学主题的研究现状。最后，强调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体系建设的大背景下，快速发展牙釉质多同位素研究的迫切性，并结合国际生物考古学界已有的研究经验和不足，对中国今后如何开展此项研究进行了展望。
南非地区是早期现代人的重要活动区域，自然环境多样，地理环境优越，三面环海的地形更是孕育出了特别的生计适应策略。如对动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仅为个体发育提供了必须的营养和能量，而且在获取和加工动物资源的过程中还能促使人类行为的复杂化。本文旨在梳理南非石器时代中期的早期现代人开发动物资源的行为，探讨早期现代人如何适应环境并制定生计策略，并在此基础上，回顾和评述了中国晚更新世动物考古研究成果，据此认为当时的古人类已经开始积极利用周围各种自然资源，初步展现出不同地区古人类的生计策略选择倾向。最后，本文倡导国内的旧石器时代动物考古工作着重复原特定环境内的人类生计模式，并深入探讨古人类的环境适应性及其所反映的行为演化进程。
2007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水洞沟第9地点进行了正式发掘，揭露面积20 m2。遗址文化层堆积较薄，表土层下即为文化层，414件石制品均出土于该层。根据发掘与石制品情况分析，第9地点石制品属于原地埋藏，但受到一定程度扰动。石制品研究确认，该地点文化面貌与第1地点相同，石制品原料以硅质白云岩为主，除了简单的石核-石片技术产品，研究还发现有以硬锤打击法从预制石核上系统生产长石片和石叶的技术，也有小石叶生产的相关产品被发现，加工工具仅3件。光释光年代结果显示文化层年代在距今29000年左右，但根据遗物埋藏较浅这一特点推测这一年代很可能被低估了。第9地点的发现是水洞沟遗址12个地点中继第1地点后又一处以石叶技术为主的石制品组合，为研究中国北方石叶技术、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文化和干旱区史前人类行为演化都提供了重要材料。
动物骨骼是旧石器时代遗址中的常见遗物和重要研究对象，但目前对破碎的动物骨骼特别是大量难以开展种属鉴定等研究的碎骨仍关注不足。乌兰木伦遗址是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在2010-2014年的发掘中出土了近6万件非完整动物骨骼化石，其中大部分都是难以鉴定种属的碎骨，对其形成原因的探讨十分必要。本文在对遗址非完整动物骨骼观察统计的基础上，开展打制和踩踏实验，探讨不同因素对动物骨骼破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乌兰木伦遗址非完整骨骼的形成与古人类的行为活动密切相关，是敲骨吸髓、骨器制作和使用燃料等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
获得个体准确的性别和年龄信息是生物人类学研究的基础。受演化特点和保存程度的限制，古人类化石的性别和年龄鉴定经常存在争议。本文以广西娅怀洞遗址出土的更新世晚期头骨、下颌骨及牙齿为研究对象，使用肉眼观察、测量、micro-CT扫描等方法辅助对其性别和年龄进行判断。娅怀洞1号个体头骨和下颌骨形态的观测及对比分析表明，其为女性的可能性大。基于该个体头骨骨缝愈合的情况、头骨的多项特征以及对其牙齿磨耗与年龄关系的校正，我们认为其死亡年龄在30~4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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