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元谋猿人化石发现至今，多个研究团队围绕元谋猿人遗址开展了长期、持续的调查、发掘和综合研究工作，并取得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本文对遗址发现和发掘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回顾，并围绕人类化石、文化遗存、地层及年代、动物群和古环境五个方面对历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思考总结，对今后的进一步系统研究工作提出了建议和展望。以期能够在客观认识科学问题，厘清学术分歧的基础上，认真思考相关问题的解决思路，进一步推动遗址的系统研究工作。

元谋猿人遗址地处金沙江流域的元谋盆地东南部，是我国重要古人类文化遗址之一。2023年7月至2024年1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对遗址东南部的郭家包梁子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发掘面积为200 m²，分属于不同海拔的四个发掘区同步发掘，发掘深度5~13 m，总发掘深度约29 m，共清理化石地层23层，含化石地层总厚度约15.2 m。经系统发掘，四个发掘区原生地层共出土大哺乳动物化石12727件、粪便化石112件。大哺乳动物化石中具有属种鉴定意义的标本共1070件，共包括4目13科18属19种，其余均为动物碎骨。动物考古初步分析中还识别出少量可能与古人类活动相关的动物碎骨化石。本年度发掘为进一步认识元谋猿人遗址地层堆积与环境背景等提供了重要材料。

对元谋猿人遗址及其周边地区的地貌形成演化以及水系地表侵蚀过程的研究，可深入揭示青藏高原东南缘构造隆升与气候-生态环境-古人类活动的耦合关系。本研究以磁性地层年代学、构造事件和岩相变化为基石，系统阐述了元谋猿人遗址及其周边地区古夷平面、内部古水系以及河流阶地等地貌发育、形成和演化过程。研究结果表明，元谋猿人遗址及周边地区在新生代以来至少经历了从渐新世晚期至中新世早期、晚中新世早期、上新世早期、早更新世晚期、中更新世、晚更新世以及全新世等不同时期的重大构造事件和水系重组事件，最终演化成现今的地貌格局。另外，元谋猿人遗址的形成过程与三级古夷平面的形成和河流阶地的发育高度相关，反映了古人类活动与构造运动、水系变迁及其控制的地貌演化模式的密切关系。本研究为探讨地貌过程和生态环境变化对元谋猿人及其他古人类生存活动的影响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地质证据，并为元谋猿人遗址及周边区域今后的古人类和旧石器考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本文对元谋猿人遗址大哺乳动物群在属一级层面上与中国不同时代和地点的早更新世大哺乳动物群进行了相似程度比较分析，旨在讨论中国早更新世大哺乳动物群的动物地理格局。分析结果显示，元谋猿人遗址动物群与中国南方早更新世各个地点动物群的相似度总体高于北方，与早更新世早期动物群的相似度总体高于早更新世晚期动物群。这进一步表明，地理位置是影响大哺乳动物迁徙和交流的重要因素，而发生在关键时期的环境事件是动物群发生显著成分改变的重要因素。在本文选取的所有地点中，位于南方的驼子洞与元谋人遗址动物群相似度较低，位于北方的公王岭与元谋人遗址动物群相似度较高，表明这两个地点由于特殊的环境条件成为了南北方动物交会杂居的地区。对本文涉及的各个地点动物群组分的对比显示，元谋猿人遗址动物群的生存环境存在更大比例的灌丛草地，相比其他地点更加开阔，从而导致元谋猿人遗址动物群的组分与典型的早更新世东洋界动物群略有不同。

2022-2023年，元谋猿人遗址联合考古队在云南元谋盆地老鸦塘地区开展了系统调查，发现具有明确地层堆积的旧石器遗址8处，统称“老鸦塘旧石器遗址群”，共发现石制品391件。根据各地点地层沉积关系，可将老鸦塘遗址群调查发现地层关系明确的石制品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石制品仅2件，整体技术面貌尚不明确，年代可能为中更新世或更早；第二阶段石制品133件，光释光初步测年结果为距今74 ka-72 ka；第三阶段石制品74件，光释光初步测年结果为距今56 ka-33 ka。此外，地表和扰乱堆积还发现各类石制品182件。石制品初步分析结果表明，老鸦塘遗址群第二和第三阶段石制品的技术特征相近，总体表现出权宜性的石核-石片技术面貌和特征。老鸦塘旧石器遗址群的发现，为构建元谋盆地继“元谋人”之后的古人类和旧石器文化演化序列，以及深入理解和认识西南地区晚更新世以来的人类演化历史提供了重要材料。

百色盆地和丹江口库区是华南手斧工具最为集中的区域，为认识东亚阿舍利技术体系提供了重要材料。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单个区域手斧工具特征，缺乏区域间定量比较研究。本文对两个区域手斧进行三维扫描和建模，并在此基础上采用AGMT-3D软件对手斧三维几何形态的变异程度和特征进行热力图的直观展示；利用主成分分析、主成分得分的成对矩阵分析、Wilcoxon秩和检验等统计学方法揭示两个区域手斧形态上的差异。结果显示，百色盆地手斧形态的变异程度高于丹江口库区手斧；两个区域手斧在形态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百色盆地手斧在拉长度、减薄度和尖部收缩程度上明显小于丹江口库区手斧。上述形态差异可能与不同地区手斧原料性质、功能、制作传统、年代早晚等因素有关。本研究对于进一步认识中国手斧工具的形态特征及东亚阿舍利技术体系的多样性和变异性提供了重要证据。

大型切割工具、大型刮削器和大型锯齿刃器等是阿舍利工业常见的大型工具类型。近年来，在丁村遗址、洛南盆地、丹江口库区、百色盆地、皮洛遗址等地普遍有此类工具组合的介绍与研究，但在长江下游地区如安徽等地却鲜有报道，一些学者认为砾石石器工业、奥杜威技术、石核—石片技术体系从早更新世以来在长江下游地区盛行。20世纪80年代以来，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水阳江流域、巢湖地区、皖江流域和新安江流域的露天旷野类型遗址中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大型工具，类型以单面加工手斧、手镐、大型刮削器和大型锯齿刃器比较有代表性。本文拟对安徽地区发现的246件阿舍利大型工具进行初步梳理，对其年代、原料、类型、毛坯、加工程度与修形策略等进行阐释，为进一步探讨阿舍利技术在中国的出现、扩散与变异提供相关对比材料。

旧石器时代中期是人类技术演化与多种人群（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和早期现代人等）交流互动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的石器工业以勒瓦娄哇技术最具代表，呈现出明显的复杂性和进步性。然而，中国是否存在旧石器时代中期技术，一度是学术界关注和争论的重要问题。近年来，以勒瓦娄哇技术、盘状技术等为特色的石制品组合的发现，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在此基础上，本文系统介绍了中国西南地区新近发现和报道的基纳型旧石器中期石制品组合，并对世界范围内基纳技术的具体特征、内涵及时空分布模式进行了梳理。基纳技术的发现，不仅进一步揭示了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技术体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推动了对于中国旧石器技术发展演化脉络以及古人类生存适应行为的重新理解和认识。

传统上，学界认为东亚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石器技术以简单的石核-石片工业为主，整体表现出较低的复杂性和有限的创新性。最近，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本文基于观音洞遗址的最新研究进展，系统梳理并深入分析该遗址石器工业的主要特征及其在区域技术演化中的意义。研究表明，在距今18万~8万年期间，观音洞古人类掌握了多种剥片策略及熟练的工具修整技术。除了常规的单极剥片（单台面、双台面及多台面剥片）外，还采用了勒瓦娄哇剥片技术、盘状剥片、体积剥片及石片-石核剥片等多种剥片方法。工具类型丰富多样，重复利用率高，存在简单修理和精细修理两种不同的加工策略。观音洞遗址石器工业的技术特征显示出与欧亚大陆西部及非洲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相似的复杂性，为重新评估东亚旧石器时代中期工业在全球石器工业体系中的地位提供了重要证据。

石制品细小化现象在中国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广泛出现，但是学者对其出现时间和技术特征等问题的讨论比较有限。本文首先对细小石器技术的概念进行梳理和界定，并阐明其与小石器技术或小型石片石器技术的区别。在此基础上，较为系统地总结和介绍中国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细小石制品组合的发现和最新研究情况。我们认为：石制品细小化现象在我国南方地区出现的时间至少在距今4万年前，并延续至更新世末期，甚至进入全新世阶段；细小石制品组合的主要特征包括：对燧石、石英等硅质岩原料的选择偏好，石制品尺寸的显著细小化，使用砸击技术，制作琢背器等石器类型。这些特征与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制品组合表现出较多相似性，很可能指示了人群和技术的跨区域扩散传播。

燧石原料的高比例开发利用是湖南道水流域晚更新世早中期旧石器遗址的一个显著特征。对条头岗遗址周边基岩、现代及古代河流砾石的岩性调查结果表明，道水上游流域燧石原料资源较为丰富，优质燧石的可获性较好。生活在条头岗遗址的古人群对燧石原料的开发利用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和组织性，石料主要近距离来源于1~2 km范围内河滩砾石上，但其中少部分质量等级最高的优质燧石可能开采于距遗址约10 km的古老阶地砾石层中。打制实验表明，道水流域的优质燧石原料并不影响勒瓦娄哇技术、石叶技术等预制石核技术的发挥，复杂剥片技术的应用在这一区域并没有原料上的瓶颈；原料并非“石核-石片”非预制简单剥片策略在中国南方地区旧石器遗址中长期流行的决定性因素，这为重新认识以往关于优质原料缺乏导致中国旧石器文化发展缓慢的传统观点提供了新的考古材料。

本文关注的陡向加工技术产品包括两类。一类是对厚石片等剥坯产品进行深度加工，经持续单向剥片而使刃角逐渐增大，可见多层级阶状或合页状修疤特征。此类以厚石片为毛坯向背面多层级修理的刮削器类目前仅见于中国西南地区，年代大致为晚更新世中晚期。另一类是对宽厚砾石直接修型，以砾石较平一面为台面，经持续单向剥片而使加工面近陡直，加工面上通常可见层层叠叠的阶状修疤。此类陡向加工的砾石制品推测最早见于湘西山地中更新世晚期-晚更新世早期河流阶地堆积中，至晚更新世晚期-全新世早期则广泛分布在西南云贵至岭南地区，对砾石/块状毛坯的陡向加工偏好可能由北往南、往东逐渐扩散。对不同类型素材分别进行陡向加工的技术偏好，或与华南中-晚更新世古人类对不同环境的适应和多样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策略相关。

本文对云南马鹿洞和塘子沟两处旧石器末期遗址出土的古人类牙齿进行表面残留物的提取与分析，通过识别残留物中淀粉粒的种类，讨论了晚更新世至全新世过渡时期西南地区古人类对植物资源的利用方式。鉴定结果表明，马鹿洞遗址古人类牙齿表面存在禾本科型、壳斗科栎属型和魔芋属型的淀粉粒；塘子沟遗址古人类牙齿表面发现存在壳斗科栎属型和无法判定类型块根块茎类植物的淀粉粒。上述植物均为更新世-全新世过渡阶段易于获取的野生资源，在古人类植物性饮食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中坚果和块根块茎类植物在两类人群的植物性食谱中均提示存在，指示了该时期云南地区古人类对此类植物资源的利用策略，为揭示早期人类适应策略提供了关键的生物考古学证据。

2021-2022年，我们在西藏拉萨堆龙曲流域史前人类活动野外调查时，共发现3处有原生埋藏地层的旧石器遗址以及10处地表采集石器点，海拔分布均在4000 m左右。此次13处地点调查发现的79件石制品均为石核-石片技术组合类型，无手斧、石叶或细石叶等技术产品。对尚嘎岗和邱桑寺两处重要遗址的文化层进行了光释光年代测定，初步结果显示两处遗址的年代均不晚于距今10万年。通过此次野外工作，确认了位于高原腹地的堆龙曲流域存在明确的、有原生埋藏地层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且遗址分布范围较为广泛。然而目前调查发现的石制品数量有限，难以对遗址的技术属性和文化内涵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但当前研究无疑为今后的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四川省位于中国西南腹地，横跨青藏高原东部与四川盆地，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阶梯式的地貌环境使其成为早期人类迁徙和文化交流的关键区域。该区旧石器考古起步较早，但既往工作有限。2019年以来，川西高原、四川盆地均发现了大量旧石器遗址，并发掘皮洛、濛溪河等遗址。这些发现不仅丰富了南方旧石器文化，更为探讨砾石石器文化的演变、手斧与“莫维斯线”、东亚现代人的出现扩散及行为复杂性等重大课题提供了新材料。本文整合当前材料，系统梳理四川旧石器发展脉络，并对上述问题展开初步探讨。研究显示从川西高原到四川盆地及临近过渡地带，四川旧石器呈现出明显的时空多样性和技术演变序列，从早期的简单石核石片到阿舍利技术，再到晚期的石器小型化及行为复杂化，不仅填补区域文化发展缺环，更为了解区域史前人群的迁徙互动、技术传播与适应策略提供了关键实证。

九里岗旧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湖北省当阳市庙前镇井岗村四组。1996年发现该遗址，2022年对其进行系统发掘，发掘面积共500 m²，年代距今约32.3万~ 8.5万年，出土石制品共443件。石制品原料以石英砂岩为主，石英岩、砂岩、硅质岩次之，另有少量燧石、脉石英等。石制品类型包括石锤、石核、石片、石器、断块、砾石和极少数碎屑。其中石器毛坯多石片，类型以刮削器、凹缺刮器、锯齿刃器、尖状器、齿状器等中小型石片石器为主，以砍砸器、手镐、石刀等大型石器为特色。该遗址以其清晰的地层、丰富的文化内涵为厘清中更新世中晚期到晚更新世早期中国南方地区的文化面貌，构建该区域文化序列提供了材料。

上白塘遗址埋藏于浙江湖州安吉县西苕溪流域的红色黏土堆积中，于2019年调查时发现。2022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安吉县博物馆对上白塘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1100 m²，采集和出土石制品共889件，遗物主要集中分布于第3层。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石片、石器、断块和碎片。原料采自遗址附近的砾石，岩性以石英砂岩和硅质岩为主；石核剥片采用徒手锤击，多数缺乏预制程序，但存在少量盘状石核和似棱柱状石核；石片大多为中小型；石器类型较少，主要是刮削器，另有少量砍砸器、石球和石锤等；石器毛坯以石片为主，修理程度有限。初步光释光测年结果显示，第3层的年代为3.5万~8.8万年。上白塘遗址的发掘，为认识MIS 5阶段以来中国南方地区尤其是长江下游地区晚更新世早中期砾石工业石片化和小型化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