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饰品最早出现于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虽然数量较少,但其对解读人类行为演化与社会认知能力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搭建起有效的理论桥梁来解读装饰品是探索人类演化及其文化发展的关键一环。迄今为止,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为旧石器时代装饰品研究提供了众多不同的解释框架和理论范式,虽各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但整体来看能够从多个视角较为全面地阐述旧石器时代装饰品与人类自身及社会发展的关系,为行为现代性等相关理论研究的拓展和深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对19世纪以来主要的相关理论探索进行了介绍和梳理,以期对我国旧石器时代装饰品及相关的研究工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枫林遗址位于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漫江镇枫林村东约500 m头道松花江左岸的山梁之上,东距长白山主峰约43 km,分布面积超过30000 m2,可划分为第1地点、第2地点(东山坡地点)和第3地点(观景台地点)三部分,其中第2地点位于遗址所在山梁中部偏南,地理坐标41°57′58″N,127°31′57″E。该遗址发现于2014年,2016年分别在第1地点和第2地点发掘面积150 m2和80 m2,其中第2地点出土石制品983件,包含1个文化层。石制品以黑曜岩为主要原料,类型包括石片石核、石叶石核、细石叶石核、石叶、细石叶、石片、石器、断块、碎片和砾石等。剥片技术以石叶、细石叶技术为特点,其中石叶石核均为棱柱状石核,细石叶石核则包括楔形、船形等多种类型。经过14C与OSL年代测定,文化层的形成年代不晚于距今1.7万年,处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偏晚阶段。
近十年来,关于正常人步态分析的研究发展迅速,是当前运动医学与刑事技术研究的热点,对于疾病的诊断、治疗以及锁定追捕嫌疑人具有重要意义。以往对步态的研究虽然较为丰富,但比较分散导致缺乏良好的相互关联,并且未能形成统一的规律体系,因此对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是迫切且必要的。本文对步态分析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介绍了步态分析领域常用的步态参数,即步幅特征、步频、步速、步态周期和步态时相,阐述了正常人行进时步态的基本规律,从年龄、性别、健康状态(肥胖程度、疲劳程度、衰弱状态)、行为活动(行走姿势、行走时长、步速 )以及其他外在因素(负重、跑步机运动)等方面分别归纳其对正常人步态参数变化的影响,并指出实验的改进方向,最后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并对步态分析研究未来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
采用生物电阻抗法测量了西北民族走廊15个人群6687例样本的体脂率、肌肉量。肥胖程度对西北民族走廊人群的握力、心率和餐后血糖影响不大,会导致高血压率的升高,降低血氧饱和度、肺活量,促使空腹血糖升高,增加糖尿病发病率。相关分析显示,男性肌肉量与收缩压、舒张压呈显著正相关。女性肌肉量与收缩压无明显相关,与舒张压呈显著正相关。肌肉量对空腹血糖、餐后血糖无明显影响。男性、女性体脂率与收缩压、舒张压均呈显著正相关,与血氧饱和度、肺活量呈显著负相关。肌肉量与握力、肺活量均呈显著正相关。双因素方差分析显示,体脂率、肌肉量对血压影响存在主效应,二者对血压影响不存在交互效应。研究结果提示,人群的形成与演化对生理指标值会产生重要影响。
为探讨全新世人群鼻骨区域的变异性以及与鼻部形态的关系,本文采集了中原地区10个遗址的286例人骨的鼻骨形态特征数据,分别进行T检验、单向方差分析和Pearson相关性检验等。结果发现,中原地区人群鼻骨整体属中窄型,鼻根点略有凹陷,鼻骨鼻翼微隆起、形成小曲线;与其他时期相比,明清时期鼻骨类型更窄、鼻骨高和鼻骨高比例指数更大、最小鼻骨宽最小;男性较女性的鼻骨尺寸变异更为显著。大量数据分析显示,中原地区古代人群的鼻骨高与鼻高呈正相关性,且鼻骨高比例指数在不同时期变异范围相对稳定,而最小鼻骨宽与鼻宽多数情况下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鼻骨宽指数在不同时期离散度高且不具有规律性。
广西永福窑田岭遗址是广西地区已发现的规模较大的宋代青瓷窑址之一。在该遗址中出土了一批极为特别的支烧具—带有清晰掌纹印痕的垫饼,这种垫饼是目前广西地区已发现的宋代窑址中仅见的带有人类肤纹印痕的标本。本文以窑田岭遗址出土的带有掌纹的垫饼为研究对象,运用现代肤纹学和刑事侦查中痕检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对陶工群体进行个体识别,同时提取陶工的利手、年龄、性别、身高、疾病等方面的体质信息。研究显示:窑田岭遗址参与制作垫饼的陶工人数至少有40人,推测其中未成年人数较多,身高大多在160 cm以下,左手掌纹印痕多于右手,其中有一人疑似为遗传病患者。陶器与窑址支烧具上留存的肤纹为探讨相关人群体质特征及其病理提供了可能,本文的研究为探讨宋代陶工群体的体质特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本文以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后石墓地人和动物骨骼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碳、氮、锶稳定同位素分析方法揭示吕梁地区东周时期先民的食物结构与人群迁徙情况,进而尝试探讨民族融合等问题。为了更好地确定锶同位素本地范围,本研究还选取了附近信义遗址的少量动物牙齿样品进行了锶同位素分析。文献与墓葬资料表明,吕梁地区可能存在晋文化、秦文化、戎狄等多种文化因素。人与动物骨骼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后石墓地先民以C4类食物为主,也摄入一定的肉食资源,但整体上是典型的农耕文明。利用后石墓地先民及信义遗址动物牙釉质锶同位素比值推测后石墓地至少存在4个外来个体。多同位素分析的结果证实该地可能发生了相应的民族融合。
近年来,地理信息系统在我国的区域调查、遗址定位与聚落形态研究中已展现出显著优势。然而,其在动物考古学中的应用仍相对有限,主要集中在地理信息系统最小骨骼单位的计算上。本文以后套木嘎遗址G2环壕和房址出土的原始牛肢骨为研究对象,尝试运用ArcGIS Pro软件对骨骼保存率与骨表烧灼痕迹的分布模式进行空间分析。研究共采集分析了来自G2的1434例和房址的322例原始牛长骨样本。结果显示,无论是G2还是房址,肢骨均呈现出近远端保存率高于骨干的趋势,提示人类可能通过砸骨取髓的方式影响了骨骼的破碎模式;房址样本的整体破碎度略高,可能与骨骼利用率更高及食肉动物啃咬造成的二次损坏有关。对G2出土骨骼表面烧灼痕迹空间分析进一步表明,在敲骨取髓前对骨骼进行短暂加热可能是一种提高敲击效率的预处理行为,其痕迹分布与骨骼断裂位置高度相关,且具有一定规律性。本研究表明,GIS不仅能够提升动物骨骼定量分析的精度,还为骨骼信息的可视化与跨遗址比较提供了新的方法路径,展示了其在动物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潜力与价值。
为了研究仰韶晚期灰坑葬人群的来源及相互关系,本文对河南省渑池县笃忠遗址4个灰坑中15具人骨个体开展了多种同位素分析。碳氮同位素分析结果表明,笃忠遗址绝大部分个体以粟为主粮,多名个体从幼年到成年的食谱特征经历了不同趋势的变化。锶氧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绝大部分男性个体幼年都不在本地生活,其来源地可能在遗址东部的平原地区或者更东部的近海地区,这与颅骨形态特征和拔牙习俗所反映的文化因素来源方向是吻合的。多人合葬的单位同时包括有本地个体和异地迁入个体;同单位所葬的外地迁入个体中,有一部分具有相同的食谱特征和迁徙轨迹,暗示他们之间存在某种密切关系,可能同属于某种性质的社会组织单元。本研究结果为研究仰韶晚期灰坑葬性质及中原与东部地区文化交流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多种同位素综合分析方法在史前考古研究中的价值。
船形石核被认为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叶剥片技术中的独特类别。长期以来,学者们围绕船形石核进行了大量讨论,但对其剥片方法的关注有所欠缺。剥片方法在细石叶技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制约着细石核的结构,影响着细石叶的形态。本文以剥片模拟实验为基础,将不同剥片方法生产的实验标本与泥河湾盆地二道梁遗址的细石叶分别进行宽、厚等传统线性数据的多种方式的定量对比。结果表明,二道梁遗址的船形石核应是采用软锤切线法剥片,而非压制法。为了与压制法生产细石叶的技术相区别,我们可之归入小石叶技术体系中。这一结论不同于学术界默认船形石核为压制法剥片的看法,有助于激发学者们开展相关实验探讨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叶类遗存的打击方式,进而深入理解东北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叶和小石叶类遗存技术的多样性及相关人群的迁移模式和环境适应特点。
泥河湾盆地岑家湾台地是华北地区史前人类活动的密集区之一,旧石器时代遗址数量丰富,时代延续时间长,石制品原料种类多样,优劣不一。为了解遗址石制品原料产源和周边石料的大致分布情况,作者对该地区开展专门调查,根据纵向地质剖面和横向基岩露头情况分为8个区域,对区域内主要的原料岩性进行镜下切片鉴定后说明石料分布情况。根据以往研究,并以三个遗址为例,将调查区域石料资源与遗址中出土的石制品原料进行对比和来源分析,用以推断可能的原料源地。分析结果显示,该区域内古人类活动主要采用就近取材的方式开发和利用石料资源,以最小的距离成本获取原料来满足打制石制品需要。本文结合岩相学和宏观观察的方法,初步建立了泥河湾盆地东缘古人类活动遗址与石料产源地之间的联系,研究中定性化的推测相对较多,有待利用更多科技手段进一步量化分析和完善。
20世纪40年代,魏敦瑞在研究周口店北京直立人化石时,注意到其梨状孔下缘形态不同于现代欧洲人以及澳大利亚土著和美拉尼西亚土著。20世纪60年代,吴新智研究山顶洞人头骨形态时,提到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都具有较宽阔的梨状孔。除此之外,迄今对中国古人类头骨梨状孔区域形态尚未开展过专门的研究,学界对更新世中国古人类头骨梨状孔形态特点及变异情况不清楚。本文对全部可以利用的22件中国更新世人类化石梨状孔区域形态特征进行了观测和对比。研究发现,更新世时期中国古人类头骨梨状孔形态呈现明显的演化变化,直立人、中更新世晚期人类、更新世晚期早期现代人梨状孔形态具有不同的表现特点。此外,处于不同时间段的中国古人类头骨梨状孔形态还呈现出一些内部变异。
古人口学是以考古出土人骨为核心材料,研究古代人口结构、动态及其社会背景的新兴学科。本文回顾了国内外古人口学的发展历程,探讨了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分析了古人口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展望了未来的发展趋势。国外古人口学始于20世纪30年代,历经了从简单的人口结构统计到生命表方法的应用,再到基于贝叶斯定理的年龄估计方法的改进和更多复杂的人口学模型的应用等阶段。国内古人口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理论和方法的起点较高,90年代研究范式逐渐形成,2010年以来重视方法革新。文章总结了古人口学对年龄估计方法的改进和人口学模型的应用与改进等方法和技术的新进展,讨论了古人口学中的理论问题,包括均变论、人骨样本的代表性问题、骨学悖论、因死亡人口与总人口不同而产生的概念误用以及新石器时代人口转型理论等。目前,国内古人口学发展仍较薄弱,未来需加强方法论创新、深化多学科合作,立足中国材料提出自主理论,推动学科的本土化发展。
上白塘遗址埋藏于浙江湖州安吉县西苕溪流域的红色黏土堆积中,于2019年调查时发现。2022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安吉县博物馆对上白塘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1100 m2,采集和出土石制品共889件,遗物主要集中分布于第3层。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石片、石器、断块和碎片。原料采自遗址附近的砾石,岩性以石英砂岩和硅质岩为主;石核剥片采用徒手锤击,多数缺乏预制程序,但存在少量盘状石核和似棱柱状石核;石片大多为中小型;石器类型较少,主要是刮削器,另有少量砍砸器、石球和石锤等;石器毛坯以石片为主,修理程度有限。初步光释光测年结果显示,第3层的年代为3.5万~8.8万年。上白塘遗址的发掘,为认识MIS 5阶段以来中国南方地区尤其是长江下游地区晚更新世早中期砾石工业石片化和小型化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
九里岗旧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湖北省当阳市庙前镇井岗村四组。1996年发现该遗址,2022年对其进行系统发掘,发掘面积共500 m2,年代距今约32.3万~ 8.5万年,出土石制品共443件。石制品原料以石英砂岩为主,石英岩、砂岩、硅质岩次之,另有少量燧石、脉石英等。石制品类型包括石锤、石核、石片、石器、断块、砾石和极少数碎屑。其中石器毛坯多石片,类型以刮削器、凹缺刮器、锯齿刃器、尖状器、齿状器等中小型石片石器为主,以砍砸器、手镐、石刀等大型石器为特色。该遗址以其清晰的地层、丰富的文化内涵为厘清中更新世中晚期到晚更新世早期中国南方地区的文化面貌,构建该区域文化序列提供了材料。
四川省位于中国西南腹地,横跨青藏高原东部与四川盆地,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阶梯式的地貌环境使其成为早期人类迁徙和文化交流的关键区域。该区旧石器考古起步较早,但既往工作有限。2019年以来,川西高原、四川盆地均发现了大量旧石器遗址,并发掘皮洛、濛溪河等遗址。这些发现不仅丰富了南方旧石器文化,更为探讨砾石石器文化的演变、手斧与“莫维斯线”、东亚现代人的出现扩散及行为复杂性等重大课题提供了新材料。本文整合当前材料,系统梳理四川旧石器发展脉络,并对上述问题展开初步探讨。研究显示从川西高原到四川盆地及临近过渡地带,四川旧石器呈现出明显的时空多样性和技术演变序列,从早期的简单石核石片到阿舍利技术,再到晚期的石器小型化及行为复杂化,不仅填补区域文化发展缺环,更为了解区域史前人群的迁徙互动、技术传播与适应策略提供了关键实证。
2021-2022年,我们在西藏拉萨堆龙曲流域史前人类活动野外调查时,共发现3处有原生埋藏地层的旧石器遗址以及10处地表采集石器点,海拔分布均在4000 m左右。此次13处地点调查发现的79件石制品均为石核-石片技术组合类型,无手斧、石叶或细石叶等技术产品。对尚嘎岗和邱桑寺两处重要遗址的文化层进行了光释光年代测定,初步结果显示两处遗址的年代均不晚于距今10万年。通过此次野外工作,确认了位于高原腹地的堆龙曲流域存在明确的、有原生埋藏地层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且遗址分布范围较为广泛。然而目前调查发现的石制品数量有限,难以对遗址的技术属性和文化内涵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但当前研究无疑为今后的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本文对云南马鹿洞和塘子沟两处旧石器末期遗址出土的古人类牙齿进行表面残留物的提取与分析,通过识别残留物中淀粉粒的种类,讨论了晚更新世至全新世过渡时期西南地区古人类对植物资源的利用方式。鉴定结果表明,马鹿洞遗址古人类牙齿表面存在禾本科型、壳斗科栎属型和魔芋属型的淀粉粒;塘子沟遗址古人类牙齿表面发现存在壳斗科栎属型和无法判定类型块根块茎类植物的淀粉粒。上述植物均为更新世-全新世过渡阶段易于获取的野生资源,在古人类植物性饮食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中坚果和块根块茎类植物在两类人群的植物性食谱中均提示存在,指示了该时期云南地区古人类对此类植物资源的利用策略,为揭示早期人类适应策略提供了关键的生物考古学证据。
本文关注的陡向加工技术产品包括两类。一类是对厚石片等剥坯产品进行深度加工,经持续单向剥片而使刃角逐渐增大,可见多层级阶状或合页状修疤特征。此类以厚石片为毛坯向背面多层级修理的刮削器类目前仅见于中国西南地区,年代大致为晚更新世中晚期。另一类是对宽厚砾石直接修型,以砾石较平一面为台面,经持续单向剥片而使加工面近陡直,加工面上通常可见层层叠叠的阶状修疤。此类陡向加工的砾石制品推测最早见于湘西山地中更新世晚期-晚更新世早期河流阶地堆积中,至晚更新世晚期-全新世早期则广泛分布在西南云贵至岭南地区,对砾石/块状毛坯的陡向加工偏好可能由北往南、往东逐渐扩散。对不同类型素材分别进行陡向加工的技术偏好,或与华南中-晚更新世古人类对不同环境的适应和多样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策略相关。
燧石原料的高比例开发利用是湖南道水流域晚更新世早中期旧石器遗址的一个显著特征。对条头岗遗址周边基岩、现代及古代河流砾石的岩性调查结果表明,道水上游流域燧石原料资源较为丰富,优质燧石的可获性较好。生活在条头岗遗址的古人群对燧石原料的开发利用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和组织性,石料主要近距离来源于1~2 km范围内河滩砾石上,但其中少部分质量等级最高的优质燧石可能开采于距遗址约10 km的古老阶地砾石层中。打制实验表明,道水流域的优质燧石原料并不影响勒瓦娄哇技术、石叶技术等预制石核技术的发挥,复杂剥片技术的应用在这一区域并没有原料上的瓶颈;原料并非“石核-石片”非预制简单剥片策略在中国南方地区旧石器遗址中长期流行的决定性因素,这为重新认识以往关于优质原料缺乏导致中国旧石器文化发展缓慢的传统观点提供了新的考古材料。
石制品细小化现象在中国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广泛出现,但是学者对其出现时间和技术特征等问题的讨论比较有限。本文首先对细小石器技术的概念进行梳理和界定,并阐明其与小石器技术或小型石片石器技术的区别。在此基础上,较为系统地总结和介绍中国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细小石制品组合的发现和最新研究情况。我们认为:石制品细小化现象在我国南方地区出现的时间至少在距今4万年前,并延续至更新世末期,甚至进入全新世阶段;细小石制品组合的主要特征包括:对燧石、石英等硅质岩原料的选择偏好,石制品尺寸的显著细小化,使用砸击技术,制作琢背器等石器类型。这些特征与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制品组合表现出较多相似性,很可能指示了人群和技术的跨区域扩散传播。
传统上,学界认为东亚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石器技术以简单的石核-石片工业为主,整体表现出较低的复杂性和有限的创新性。最近,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本文基于观音洞遗址的最新研究进展,系统梳理并深入分析该遗址石器工业的主要特征及其在区域技术演化中的意义。研究表明,在距今18万~8万年期间,观音洞古人类掌握了多种剥片策略及熟练的工具修整技术。除了常规的单极剥片(单台面、双台面及多台面剥片)外,还采用了勒瓦娄哇剥片技术、盘状剥片、体积剥片及石片-石核剥片等多种剥片方法。工具类型丰富多样,重复利用率高,存在简单修理和精细修理两种不同的加工策略。观音洞遗址石器工业的技术特征显示出与欧亚大陆西部及非洲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相似的复杂性,为重新评估东亚旧石器时代中期工业在全球石器工业体系中的地位提供了重要证据。
旧石器时代中期是人类技术演化与多种人群(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和早期现代人等)交流互动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的石器工业以勒瓦娄哇技术最具代表,呈现出明显的复杂性和进步性。然而,中国是否存在旧石器时代中期技术,一度是学术界关注和争论的重要问题。近年来,以勒瓦娄哇技术、盘状技术等为特色的石制品组合的发现,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在此基础上,本文系统介绍了中国西南地区新近发现和报道的基纳型旧石器中期石制品组合,并对世界范围内基纳技术的具体特征、内涵及时空分布模式进行了梳理。基纳技术的发现,不仅进一步揭示了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技术体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推动了对于中国旧石器技术发展演化脉络以及古人类生存适应行为的重新理解和认识。
大型切割工具、大型刮削器和大型锯齿刃器等是阿舍利工业常见的大型工具类型。近年来,在丁村遗址、洛南盆地、丹江口库区、百色盆地、皮洛遗址等地普遍有此类工具组合的介绍与研究,但在长江下游地区如安徽等地却鲜有报道,一些学者认为砾石石器工业、奥杜威技术、石核—石片技术体系从早更新世以来在长江下游地区盛行。20世纪80年代以来,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水阳江流域、巢湖地区、皖江流域和新安江流域的露天旷野类型遗址中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大型工具,类型以单面加工手斧、手镐、大型刮削器和大型锯齿刃器比较有代表性。本文拟对安徽地区发现的246件阿舍利大型工具进行初步梳理,对其年代、原料、类型、毛坯、加工程度与修形策略等进行阐释,为进一步探讨阿舍利技术在中国的出现、扩散与变异提供相关对比材料。
百色盆地和丹江口库区是华南手斧工具最为集中的区域,为认识东亚阿舍利技术体系提供了重要材料。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单个区域手斧工具特征,缺乏区域间定量比较研究。本文对两个区域手斧进行三维扫描和建模,并在此基础上采用AGMT-3D软件对手斧三维几何形态的变异程度和特征进行热力图的直观展示;利用主成分分析、主成分得分的成对矩阵分析、Wilcoxon秩和检验等统计学方法揭示两个区域手斧形态上的差异。结果显示,百色盆地手斧形态的变异程度高于丹江口库区手斧;两个区域手斧在形态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百色盆地手斧在拉长度、减薄度和尖部收缩程度上明显小于丹江口库区手斧。上述形态差异可能与不同地区手斧原料性质、功能、制作传统、年代早晚等因素有关。本研究对于进一步认识中国手斧工具的形态特征及东亚阿舍利技术体系的多样性和变异性提供了重要证据。
2022-2023年,元谋猿人遗址联合考古队在云南元谋盆地老鸦塘地区开展了系统调查,发现具有明确地层堆积的旧石器遗址8处,统称“老鸦塘旧石器遗址群”,共发现石制品391件。根据各地点地层沉积关系,可将老鸦塘遗址群调查发现地层关系明确的石制品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石制品仅2件,整体技术面貌尚不明确,年代可能为中更新世或更早;第二阶段石制品133件,光释光初步测年结果为距今74 ka-72 ka;第三阶段石制品74件,光释光初步测年结果为距今56 ka-33 ka。此外,地表和扰乱堆积还发现各类石制品182件。石制品初步分析结果表明,老鸦塘遗址群第二和第三阶段石制品的技术特征相近,总体表现出权宜性的石核-石片技术面貌和特征。老鸦塘旧石器遗址群的发现,为构建元谋盆地继“元谋人”之后的古人类和旧石器文化演化序列,以及深入理解和认识西南地区晚更新世以来的人类演化历史提供了重要材料。
本文对元谋猿人遗址大哺乳动物群在属一级层面上与中国不同时代和地点的早更新世大哺乳动物群进行了相似程度比较分析,旨在讨论中国早更新世大哺乳动物群的动物地理格局。分析结果显示,元谋猿人遗址动物群与中国南方早更新世各个地点动物群的相似度总体高于北方,与早更新世早期动物群的相似度总体高于早更新世晚期动物群。这进一步表明,地理位置是影响大哺乳动物迁徙和交流的重要因素,而发生在关键时期的环境事件是动物群发生显著成分改变的重要因素。在本文选取的所有地点中,位于南方的驼子洞与元谋人遗址动物群相似度较低,位于北方的公王岭与元谋人遗址动物群相似度较高,表明这两个地点由于特殊的环境条件成为了南北方动物交会杂居的地区。对本文涉及的各个地点动物群组分的对比显示,元谋猿人遗址动物群的生存环境存在更大比例的灌丛草地,相比其他地点更加开阔,从而导致元谋猿人遗址动物群的组分与典型的早更新世东洋界动物群略有不同。
对元谋猿人遗址及其周边地区的地貌形成演化以及水系地表侵蚀过程的研究,可深入揭示青藏高原东南缘构造隆升与气候-生态环境-古人类活动的耦合关系。本研究以磁性地层年代学、构造事件和岩相变化为基石,系统阐述了元谋猿人遗址及其周边地区古夷平面、内部古水系以及河流阶地等地貌发育、形成和演化过程。研究结果表明,元谋猿人遗址及周边地区在新生代以来至少经历了从渐新世晚期至中新世早期、晚中新世早期、上新世早期、早更新世晚期、中更新世、晚更新世以及全新世等不同时期的重大构造事件和水系重组事件,最终演化成现今的地貌格局。另外,元谋猿人遗址的形成过程与三级古夷平面的形成和河流阶地的发育高度相关,反映了古人类活动与构造运动、水系变迁及其控制的地貌演化模式的密切关系。本研究为探讨地貌过程和生态环境变化对元谋猿人及其他古人类生存活动的影响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地质证据,并为元谋猿人遗址及周边区域今后的古人类和旧石器考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